《大师的国学课(10):中国断代史·两晋南北朝卷(套装上下册)》(吕思勉)
作者:吕思勉 | 出版社:江西教育出版社 | ISBN:9787539268170
内容简介
吕思勉推崇顾炎武的“闳雅”、钱大昕的“渊博”、鼓震的“论证”和章学诚的“辩答”。他所著的史,史实扎实而精确,历史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叙述清楚,见解独到而精辟。《大师的国学课(10中国断代史两晋南北朝卷上下)》充分体现了吕先生的著史特点。《大师的国学课(10中国断代史两晋南北朝卷上下)》是吕先生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,是研究两晋南北朝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。对专业研究者及一般读者皆有裨益。
作者简介
吕思勉,1884—1957,字诚之,笔名驽牛,江苏常州人。与钱穆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。现代四大史学家”。著有《白话本国史》、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、《史籍与史学》等。
目录
第一章 总论第二章 晋初情势第三章 西晋乱亡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第九章 宋齐兴亡第十章 齐梁兴亡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
精彩书摘
第一章总论魏、晋之际,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。自三国以前,异族恒为我所服,至五胡乱起,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。五胡之乱,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。越十三年,愍帝被虏,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。自是南北分立。自元帝建武元年,至陈后主祯明三年,凡二百七十三年,而南卒并于北。隋文帝虽云汉人,然民族之异同,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,此则不独隋室,即唐室之先,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。《廿二史劄记》云:“两间王气,流转不常,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,则帝王出焉。如南北朝分裂,其气亦各有所聚。晋之亡,则刘裕生于京口;萧道成、萧衍,生于武进之南兰陵;陈霸先生于吴兴;其地皆在数百里内。魏之亡,则周、隋、唐三代之祖,皆出于武川,宇文泰四世祖陵,由鲜卑迁武川。陵生系,系生韬,韬生肱,肱生泰,是为周文帝。杨坚五世祖元素,家于武川。 元素生惠嘏,惠嘏生烈,烈生祯,祯生忠,忠生坚,是为隋文帝。李渊,三世祖熙,家于武川。熙生天赐,天赐生虎,虎生昞,晒生渊,是为唐高祖。区区一弹丸之地,出三代帝王;周幅员尚小,隋、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;岂非王气所聚,硕大繁滋也哉?”王气所聚;说大落空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之祖,生于数百里内,亦不足论。中华人事繁复,此固无甚关系也。至于周、隋、唐三代之祖,皆生武川,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,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,其附从之功臣,亦易出于此。不惟周、隋、唐,北齐兴于怀朔,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。武川,今绥远武川县。怀朔,今绥远五原县。唐室武功,超轶汉代,然实用蕃兵、蕃将为多,与汉之征匈奴,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。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,虽不久覆灭,然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洲,又纷纷窃据,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。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,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。若是乎,中国民族,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?曰:否。《秦汉史》既言之矣。曰:“文明之范围,恒渐扩而大,而社会之病状,亦渐渍益深。 孟子曰:仁之胜不仁也,犹水胜火。以社会组织论,浅演之群,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,所以不相敌者,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。然役物之方,传播最易,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,恒慕效如恐不及焉。及其文明程度,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,则所用之器,利钝之别已微,而群体之中,安和与乖离迥判,而小可以胜大,寡可以敌众,弱可以为疆矣。”第一章。以文明之群,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,宁独中国?马其顿之于希腊,日耳曼之于罗马,顾不然邪?夫党类(class)既分,则与异族为敌者,实非举国之民,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。此等人,当志得意满之余,溺骄淫矜夸之习,往往脆弱不堪一击。 卒遇强敌,遂至覆亡。 其覆亡也,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,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入耳。此时多数人民,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,若为人所服,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。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,于何见之?其胜负于何决之?日:视其文化之兴替。两族相遇,文化必有不同,观其孰替孰兴,而文化之优劣分,而民族之存亡,亦由之而判矣。信如是也,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,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,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,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。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,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,不可误会。中国之见侮于异族,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,其说可得闻与?曰:可。 两族相竞,若战陈然,居前行者,实惟政治。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,政权迄在外戚、宦官手中,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,凡历八十六年,其紊乱可以想见。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,莫如当时所谓名士,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,读《秦汉史》第十章第四节、第十四章第五节、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。此时相需最殷者,日综核名实,日改弦更张。督责之治,魏武帝、诸葛武侯皆尝行之,一时亦颇收其效,然大势所趋,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,故人亡而政亦息焉。近世胡林翼、曾国藩,承积衰极敝之余,以忠诚为唱,以峻切为治,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,而亦不能持久,先后最相类也。改制更化,魏曹爽一辈人,颇有志焉。然其所图太大,不为时俗所顺悦;又兵争未久,人心积相猜忌,进思徼利,退计自全,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。此等相争,正人君子,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,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。宣王本惟计私图;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,然既承宣王之业,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;文王更无论矣。与司马氏相结合者,率多骄淫狙诈之徒;司马氏之子弟,亦日习于是,而其材又日下;而时势之艰危,人心之险诐如故;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;灭吴之后,又直可以有为之时;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,急切之事如徙戎者,且不能举,皇论其他?而杨、贾、八王之祸,且代异己之诛锄而起矣。晋室之倾颓,固非一朝一夕之故,盖自初平以来,积渐所致,势固不易中止也。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,固非一二臣卫,而为士大夫之群,今所谓中等阶级也。士大夫而多有猷、有为、有守,旧政府虽覆,树立一新政府,固亦非难。当时之士大夫,果何如哉?中国在是时,民族与国家之见地,盖尚未晶莹。东汉名士,看似前仆后继,尽忠王室,实多动于好名之私,挟一忠君之念耳。此等忠君之念,沿自列国并立之时,不能为一统之益,而时或转为其累。参看《秦汉史》第十四章第四节。又既沿封建之习,则诸侯之国,与卿大夫之家,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,由是王室与私门,其重轻之相去,亦不甚远;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,而保国卫民之念,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。刘、石肆虐,北方之名门巨族,相率迁地以图自全,鲜能出身犯难者,由此也。携家避地,固始汉末,然是时为内乱,而晋初为外患,衡以内乱不与,外患不辟之义,则晋之士大夫,有愧焉尔矣。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,则苟得沃土,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,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。东晋之名流,率图苟安而怠恢复;如蔡谟之沮庾亮,王羲之之毒殷浩。其挟有奸雄之才,而又为事势所激者,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;如王敦、桓温之称兵。以此。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,虽云不足与有为,然南方剽悍之气,固未尝减。观周处可见。 参看《秦汉史》第十一章第八节。 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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